经济学上，沉没成本是指已经发生的且不可回收的支出。它的意义在于指出人们在做决定时，除了预测对自己有没有好处，而且还会看过去是不是已经在这件事情上有过投入。而这在心理上会很大程度影响到人们的决策结果。

以上述登月计划为例，一切只是为了航天飞机能登上月球，如果火箭发射失败了，当局说只有再追加200亿才能让项目继续，那财政部也许真的就会硬着头皮去国库里提款的。而这只是因为舍不得当初千亿美元的沉没成本的缘故。

沉没成本在基金投资中也相当程度地影响了投资者的行为。而沉没成本又可分为外部和内部两种。

外 部的沉没成本就是指投资者在选择和购买基金时所做出的时间、金钱和精力的投入。相对来说，股民的沉没成本可能更大，因而他会比较不积极地转变为基民。比 如，投资股票前要缴纳交易所开户费；在上千家股票中挑选和研究需花费不菲的时间和精力；有些股民花巨款购买咨询报告、操作指导和炒股软件。而当基民则简单 得多，所以股民可能为了让自己的前期投入不至于浪费，而很不情愿的去当基民。可实际上，能否成为投资大师，和是否交过很多“学费”没有必然联系。

内部的沉没成本就是指套牢的程度。如果投资者发现手中的基金是有问题的，不想再持有了，可是因为套牢了，不甘心赎回。事实上，这时候决定你的行动的唯一理由就是你是否还相信这只基金有继续上涨的潜力，而绝对不是当时的买入价和现价之间的差额。

沉没成本除了会妨碍你做出正确的判断，其更大危险还来自于会诱惑你为了拯救前期投入，而继续追加更多的投资。比如盲目的补仓，比如购买更高级的股神软件等。那时候就和赌博无异：你并不知道这一把能否赢，但是你前面输的钱注定是没有了！

所 以，当我们尝试用右半脑，或者说图形的方式去解读基金的时候，也许能看到以前用纯粹的文字不易发现的亮点。比方说，市场的巨幅下跌使投资者的资产大幅缩 水，无论是股民还是基民都很不开心，可是到底谁更不开心一点呢？如果找数据分析，也许要花半天时间。其实我们打开股票软件的走势图，用画图工具划一条与最 近时点相切的水平线，然后查看该线与历史K线相交的位置就可以了。以上证综指为例，2008年6月30日收盘点位是2736点，那么另一端相交的位置是2007年1月9日的2807点。也就是说，从整个市场层面静态的看，2007年1月9日以后，或者说最近17个月内购入沪市股票的投资者都亏钱了。同理，我们来分析一下上证基金指数：此端为2008年6月30日的3502点，彼端是2007年6月13日的3529点，就是说，最近12个月里入市的基金投资者亏钱了。所以结论是：相对基民来说，股民不开心得更久一些。

也许另一张图能让我们更好的认识与股票齐涨共跌的基金到底意义何在！把上证基金指数和上证综指叠加，他们的共同起点为2006年8月7日附近，可以看到两条线渐渐离散，呈喇叭口扩大的形状，而上证基金指数在上方。用罗嗦的文字表述，就是上证基金指数从起点处的1076点到2008年1月8日的最高点5525点，涨幅为413%，而到今年6月30日的3502点，跌幅为36.6%；同时上证综指从起点处的1547点到2007年10月16日的6092点，涨幅为294%，到今年6月30日的2736点，跌幅为55.1%。所以，基金并非不败神话的缔造者，但是它通过每次牛市时比大盘多涨一点，熊市时比大盘少跌一点，积小胜为大胜，最终从长期上获得更为可观的收益。

1987年7月11日，南斯拉夫的一个婴儿降生，被联合国象征性地认定为是地球上第50亿个人，遂将该日定为“世界人口日”。中国在1995年人口达到12亿，2005年达到13亿。

如果我国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按1973年中国生育水平来推算，早在1986年和1994年，人口就分别达到了12亿和15亿。正是对人类自我再生产的“理性革命”，使中国“12亿人口日”推迟了9年，将世界“50亿人口日”推迟了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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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地球上第50亿个人于1987年7月11日降生，该日从此被联合国定为“世界人口日”。而中国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话，这个“50亿人口日”将提前两年到来。

中国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因此中国的人口政策对世界人口的增长速度有着重要的影响。可是人口指标并不像经济指标一样高就是好，中国巨大的人口分母使得所有人均经济指标都远远落后于世界水平。

以基金行业为例，2007年国内基金业规模经历了爆炸式的增长。数据显示，到2007年底，国内基金业总规模为3.2万亿元，为前一年规模的近4倍。但即使经历了这轮罕见的大牛市，国内居民储蓄总额与基金规模相比，仍然达到后者的5.5倍。而在美国，目前各类共同基金规模约为12万亿美元，可是居民储蓄率非常低，甚至经常出现月度负储蓄。在中国如此的高储蓄与低投资比率环境，以及巨大的人口基数面前，虽然国内A股市场2007年的表现为全球第一，可是基金为投资者一年里赚的7898千亿元分摊到所有中国人口袋里，只有564元。换句话说，基金赚的所有钱在17.57万亿的巨额储蓄面前，只有4.5%左右，仅仅相当于全国人民放在银行里钱的一年定存的利息！

不过，从共同基金的国外发展历程来看，基金管理规模的逐渐壮大，并成为居民投资理财的主流方式是必然的趋势。目前美国股市总市值为16万亿美元，基金要占到股市规模的一半以上。而中国A股市场2007年底的总流通市值约为8.7万亿元，基金占了37%的比例。虽然说这个比例较历史数据来看已经有了飞跃式的增长，但是其所承担的作用对全体国民来说还是很小。

但是为什么没有人跑遍全世界去逐一庆祝这些节日呢？显然对一个人来讲，只有一两个事件对他才有纪念意义。比如中国的证券从业人员会记得党的生日，会想起《证券法》正式实施，而不大会去关心如东西德货币统一等事。

可以说，一个全体国民“普天同庆”的日子是不存在。同理，在目前各类产品已达400多个的基金业，也不会有一个能让所有投资者都满意的基金。

笔者遇到过一位基民抱怨说：某基金我观察了很长时间，很喜欢，但我一直没买，原因是等到现在，它在我开户的那家银行还不能代销！也许我们可以设想，有一天那家银行终于代销了该只基金，但这位基民还是愤愤不平，因为该基金到账日可能是T+4，而不是他期待中的T+2。

基民想像中的“全民”基金是不存在的：品牌公司、明星经理、各家评级全五星、代销点遍布全国，到账快速，100元定投下限，永不封闭，管理费同类型业内最低，申购赎回费大比例折扣，并且市场下跌它不动，市场小涨它大涨，市场大涨它狂奔……除非是上帝管理的！

实 际上，基金都是进行了市场细分的，加上诸多外部因素的限制，其满足了一部分人的需求的时候，必然排斥了另外一部分人。所以，即使一个基金有不少亮点，但投 资者作出选择时的最重要的理由应该是：适合自己。这个“适合”指的是投资者在盈利期望和风险承受力之间的一个平衡。其次才是业绩、便捷、费用低廉等优点。 适合全民购买的基金产品是没有的，换句话说，对于经济实力、理财目标和地域不同的投资者未必能推荐同一只基金。

回过头说，“全民”基金的荒诞之处在于：假设这样的基金存在，其规模随着资金对它的趋之若鹜而膨胀，那它很快将消灭对手，垄断市场，然后成为复制指数的市场本身，于是它的优势也消弭不见，上帝管理人就只能下岗了。

1894年6月23日，国际奥委会在巴黎正式成立，而该日也被定为国际奥林匹克日。每年6月17日至24日之间, 各个国家或地区奥委会都要组织各种庆祝活动。

从1987年开始，中国奥委会在每年的6月23日前后都要在各地组织长跑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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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在6月23日的国际奥林匹克日通常会举办马拉松长跑活动，该运动的起源大家都很熟悉，乃是公元前490年，希腊战士向家乡报告战胜波斯的消息，狂奔42公里，到达后却疲惫而死的传奇故事。

可 是既然长跑会死人，为什么奥运会还引入了这样的项目比赛？它们的区别是：希腊战士的目的是到尽快到终点；而在真正的比赛中，选手的目的是比对手早一些到终 点。对手的速度就是参照系，所以选手会控制自己在不超越身体极限的情况下尽量的跑在别人前面，而不是为了胜利豁出命去。

“以长跑取胜”的理念也是大多数的基金公司所宣扬的。那么一个基金产品的参照系是什么？是同类型的其他基金还是自己的业绩比较基准？

答案是被动型的基金是参照或复制自己的业绩比较基准，而积极型的基金是把自己的风险控制在不超过业绩比较基准的情况下，尽量多地超过该基准的收益率。

可是当一个基金纯粹为了排名，为了超越同行而拼命“奔跑”时，可能会落得希腊战士一样的下场。从普遍情况来看，基金短时间超越业绩比较基准太多未必是好事。统计一下2004年度超越业绩比较基准幅度最高的前10个开放式基金，可以惊奇的发现，其中有6个居然在第二年度的落后业绩比较基准最多的14个基金里又再度碰面了；其中有9个出现在此后的2005年度、2006年度和2007年度里落后业绩比较基准最多的1/4群里，包括有5个出现了两次，2个出现了三次（也即这2个连续三年排最末1/4群）。

 显然，向上超越业绩比较基准很多，那向下偏离业绩比较基准的可能性也越大。体现在指标上，这些基金的波动性也就越大。也许它们的假想敌是同类型的排名靠前的其他基金，而不是自己的业绩比较基准。就像忘记了生命风险的希腊战士，他的参照物是风、是鸟，而不是自己的体能极限。

6月的第三个星期日是父亲节。华盛顿的约翰·布鲁斯·多德夫人母亲早亡，其父独自一人承担起抚养教育孩子的重任，把他们全部培养成人。1909年，多德夫人感念父亲养育之恩，给当地一家教士协会写信，建议把6月的第三个星期日定为父亲节。

1910年6月，人们在当地庆祝了第一个父亲节。当时，凡是父亲已故的人都佩戴一朵白玫瑰以表思念，父亲在世的人则佩戴红玫瑰以表爱戴。1934年6月，美国国会将该日正式定为父亲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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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叨起“父亲”这个词，有些人会回忆起慈爱、辛劳的温馨感觉，但有些人会想那是冷漠、功业的代名词。在佛洛伊德对父亲的描述中，那已经成为高大而无法超越的，令人害怕而又嫉妒的形象。因此，人们在评价一个人在某一行业的成功是如何前无古人的伟大时，会把他称作“XX之父”。

比如人们把巴菲特的老师，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教授本?格雷厄姆称为“价值投资之父”。无数的人以战栗之身追赶，怀敬畏之心挑战，却鲜有人能超过格雷厄姆年回报率维持30%以上的成绩。“价值投资之父”这个名称，既是一块神与凡的界碑，也是投资人无法逃出的阴影。

大家知道，短期盈利的办法无非是在众人打算买入时提前占座，在众人打算抛出时提前退场。但随着法规的完善，科技和媒介的发展，以及信息透明化和传递速度的加快，普通投资者试图通过信息不对称来持续获得超额收益已变得愈加困难。

即 使是很高明的投资者也会发现，如今试图希望勤奋而执着的对手犯下愚钝的错误，从而让自己提前以有利的价位大量买卖的机会是少得可怜了。而普通的投资者反而 经常自己受到善变市场的愚弄：突如其来的盈利、让人振奋的技术发明、意料之外的货币政策、不可遏止的通胀、令人齿冷的配股等都会让本已决定长期投资的人们 转瞬就改弦更张。

库布里克的经典反战影片《全金属外壳》里有一个情景，班长问旁边的军官：看到这些新兵们，你想到了什么？军官说：1/10的好战士和9/10的炮灰！在证券市场里，也有说法是十个人只有一个能盈利，两个打平，其余全亏。也就是说，从概率上来说，绝大部分人是会输的，可是所有参与的人都相信自己可以战胜概率。

可以发现，安全的办法也许只有一个，不要试图自己当十分之一的侥幸者，也不要试图超越大师，而是就躲在大师的阴影下，把投资权交给大师。以巴菲特为例，如果你在1956年向他投资1万美圆，今天就变成了大约2.7亿美圆，增值2.7万倍。而道琼期指数从1956年到今天，才上涨了24倍。

格雷厄姆告诉我们：在市场交易中大多数人都是赔钱的，因为这些人都不是投资者。对普通投资人而言，想做一个真正的投资者的话，选择一个有长久价值的好基金公司的意义，胜过选一个有长久价值的好股票。

对投资者来讲，没有必要依据收益率来选择货币市场基金。因为该类基金对投资者而言的首要意义不是收益，而是流动性的管理。纵观目前各家公司的此类基金，7日年化收益率基本落在2.7-3.7%的区间里。而随着央行不断提高利率，不少货币市场基金只能被迫下调业绩比较基准，把1年期定存收益率改为6个月定存收益率及活期存款收益率。原因就在于，基金根据规定能投资的几类品种中，能够超越4.14%的1年期定存收益率的标的已经不多了。

比如以现金为标的，目前金融同业存款利率为0.99%，存放在中登系统中的为1.62%；以剩余期限在397天以内的债券为标的，其中国债和和金融债的平均收益率为3.06%和4.04%；期限在一年以内的央行票据和短期融资券的平均收益率分别为3.73%和3.92%（扣税后）；期限在一年以内的债券回购的收益率也不高，只有因资金打新股进行巨额融资时才会短时陡然上升。而货币市场基金的收益率在升息时期更是无法走高。

 所以，投资者在选择货币市场基金时，主要可以考虑这几个因素。

便利性。首先交易要便捷，比如可以通过“上证基金通”的场内方式来申购基金。其次，优先考虑通过基金公司自身TA的基金，因为采用这类登记方式的基金的在转换时比采用中登TA的要便捷。

 快捷性。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变现是货币市场基金作为一种现金管理工具的最根本要求。一般来说，采用基金公司自身TA的基金结算速度更快，通过直销而不是代销渠道的资金到账速度更快。目前大多数货币市场基金已经能够做到T+1到账，少数的也能做到T+0到账。

 支付性。有些基金公司推出了货币市场基金与信用卡捆绑的功能。如刷卡可以实现货币基金自动赎回，为持卡人还款；将投资者每月收入自动转换成货币市场基金，并自动赎回以缴付每月公用事业费用等。这充分实现了通过时间的规划利用投资者闲钱进行增值的功能。

5月15日是孔子祭日。孔子名丘，字仲尼，是春秋末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学学派的创始人。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

孔子在鲁国被尊为“国老”。他一直集中精力从事教育及文献整理工作，一生培养弟子三千余人，身通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者七十二人。在教学实践中，总结出一整套教育理论，如因材施教、学思并重、举一反三、启发诱导等教学原则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学精神，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和“不耻下问”的学习态度，为后人所称道。孔子一生的主要言行，经其弟子和再传弟子整理编成《论语》一书，成为后世儒家学派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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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在《论语·卫灵公》中有一句名言，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就是说，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由于以前没有深思熟虑的作为；同样，今天如果还是没有深谋远虑，未来必会尝到苦果。

一 些基金投资者有喜欢做短波段的投资习惯，他们往往认为越远期的市场越难预测，所以更多的考虑眼下的市场趋势，觉得要涨了就申购，认为要跌了就赎回。其实波 段操作本质上就是择时，很多人相信择时操作是有效的，往往由于在某几次，他们确实成功的逃了顶或抄了底，于是便认为自己的智慧可以把这个经验永远复制下 去。

这类投资者往往会发现，最好的波段操作，莫过于在希望市场上涨时，投入全部的资金，而在认为市场要下跌前，把所有的钱都撤出来。投资管理理论的大师级人物查尔斯·艾利斯曾给投资者做了一个计算。从1940年到1973年，道琼斯指数从150点上涨到850点，增长了4.6倍，即如果投资者在起初投了1000美元到该指数，期末就会变成5666元；可是如果做波段的投资者买卖各28次，每次都能完美地在表现最好的行业股中逃顶抄底，那么最后收益会暴增到43.57亿元！

但实际上，即使很高明的基金经理想要达到远远低于以上水平的绩效，都是根本不可能的。据称有一份一直没有公开的研究报告显示，美国的100家大型退休基金在其历史过程中都从事过波段操作，但没有一家能靠波段操作提高投资收益率，其中有89家因波段操作而亏损。该报告的数据显示，在考虑交易成本和一些不可控因素之后，基金经理对市场的预测4次必须有3次正确，其投资组合才能保持损益平衡。

国内的市场也莫不如此。以2003年年初到今年一季度的上证综指为例，其间指数从1357点震荡上行到3472点，假设有人投资了这个指数，试图作波段但并没有很好的逃顶超底，每季度初买进，下季度抛出，共进行11次来回交易，其中8次盈利，最后收益率为68.8%，但是如果只是买入一直捂到期末，收益率却是155.9%。

母亲节起源于美国。1906年5月9日，美国费城的安娜·贾薇丝的母亲不幸去世，她悲痛万分，在次年母亲逝世周年祭日，安娜组织了追思母亲的活动，并向社会各界呼吁设立母亲节。1913年5月10日，美国参众两院通过决议案，由威尔逊总统签署公告，决定每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为母亲节。

我国在改革开放后，母亲节也为人们所接受。广东省于1988年开始由各级妇联组织母亲节的庆祝活动，并把评选“好母亲”作为节日的内容之一。一般在该日以康乃馨赠给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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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们在母亲节里总是要感谢妈妈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其实在动物界里有比人类母亲更为倾尽心血的例子。太平洋鲑鱼为了在溪流的源头处产卵，它会回到入海口，经 历一次史诗般伟大的旅行，跃瀑布，跳险滩，经历千难万险，才能回到河源出生处，而在产卵之后几天内它就精力耗竭死去。可是大西洋鲑鱼不同，它在产卵后可能 会回到海洋中去，并再重复一次这个循环。

 也许是因为洄游的路途更为艰险，太平洋鲑鱼妈妈选择了将所有的最后资源都投入到生育中，在生产之后其生存能力减弱至零；而大西洋鲑鱼妈妈在延续生命与生育之间做出了不同的取舍，它以稍稍降低第一次繁殖的成功率为代价，让自己存活下来并承担第二次繁殖的任务。

 这类鱼与熊掌的抉择之果在选择各类投资产品中也有体现。如大众瞩目的基金产品年度排名中，有的基金在前十名的排位中赫然在列，可是之后却名落孙山；而有些基金未必在前十里加冕晋爵，可是却能常年保持四星或五星的头衔。

 以开放式股票型基金为例，2005年排名前10的，到2006年里的名单里只有两个留了下来，而2006年和2007年则只有一个基金梅开二度，可是连续三年榜上有名的基金却一个都没有。国内某证券研究所通过5年 期的数据模型研究发现，基金的年度收益率和基金经理的股票持仓情况以及择时有着显著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基金的年度表现特别好，更可能是其仓位水平 顺应了市场趋势并踏准了每次节拍。可是，当时间周期一旦拉长，干扰因素过多，短期预测的准确概率就会下降，以前的仓位优势可能转变为劣势。这就如同太平洋 鲑鱼倾力一跳，然后就明星陨落的原因。

 而有些常年为四或五星级的基金，它们如同大西洋鲑鱼一样，在保持长期优良和瞬间辉煌之间做出了取舍。从海通证券研究所对股票型和配置型基金的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到，2006年的五星级基金，到了2007年为四星或五星的概率为51.62%，而2006年的四星级基金在时隔一年后成为四星或五星的概率为41.94%。显然，挑选一个业绩优良而不必是前十的基金，能保持持续较好回报率的概率还是相对高的。

 大西洋鲑鱼作为母亲也许比太平洋鲑鱼缺乏诗意，但绝不缺乏母爱，它求生以保存了未来的繁殖能力。同样，业绩持续名列前茅却不在前十的基金经理未必能力不济，他可能是更高明的投资大师，韬光养晦却给予投资者更长久的优良回报。

历史上第一个“地球日”是1970年4月22日由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学生——丹尼斯·海斯在校园发起的。当时25岁的海斯组织起全美2000多万人、约1万所中学、2000所高等院校和全国的各大团体参加了环保宣传活动，他们以集会、**等形式，高举着受污染的地球模型和巨幅图表，要求政府采取措施保护环境和资源。

从1990年起，我国每年都进行地球日的纪念活动，今年的宣传主题是“认识地球，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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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8年前第一个“世界地球日”以来，环境保护的概念已经逐渐改变着人们的经济行为和生活习惯。不久前有媒体报道说，美国加州州长阿诺·施瓦辛格每天花费3个小时上下班，而他从洛杉矶的豪宅到加州议会大厦路途中乘坐的是私人专机，该飞机每小时废气排放量等于一辆小型汽车一年的排放量。不过高举环保旗帜的阿诺会掏钱购买排废限额来平衡自己的二氧化碳（CO₂）排放量。

个人花钱购买CO₂的排放额度，这在国内听起来还有点匪夷所思，但或许在未来的一二十年里，每个人都将用金钱来交换自己的排废额度。原因是2005年被联合国认定正式生效的《京都议定书》里规定CO₂减排额将成为一种商品在世界流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限时减排额度，如果难以完成任务，可以花钱从超额完成任务的国家买进超出的额度。

这个硬指标将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的升级与整合。以日本为例，东京都政府立志在10年内建成新技术开发为推动的低排废城市。为此，政府对所有的汽车和家电产品实行严格的环保标准，要求居民家里换用节能的荧光灯，新建和增厚各类建筑物的绝热材料，同时大力开发太阳能、潮汐能等新型能源。这将给汽车、家电、照明、建筑和材料以及能源行业等各类企业带来巨大的机遇和挑战。

同样，我国也是协议的签署国成员。而“节能减排”的字样在各大基金公司的2008年投资策略报告中都没有被遗漏，环保概念会成为未来市场的重头戏。不过，企业的社会道德以及新的盈利模式能否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业绩，环保的概念是否真能摆脱人们传统的“只有责任，没有收益”的印象，而成为企业的政策门槛的助跳机和提升业绩的催化剂，仍然是投资者疑虑的一个问题。因为我国各大企业背景复杂，优胜劣汰的执行力度、先进技术的受惠程度、政策与资金的扶持落实、坚持或改革的时机巧合，都会给企业带来不可预测的影响。

对普通投资者来说，把握政策的深浅、地区的差异和上市公司的真实情况仍然有一定的难度，而各大金融机构的行业研究员则有相当的优势。因此，购买相关基金产品或跟踪基金选择的概念型企业，不啻为一种较稳妥的方法。